李锐：这段历史是很重要的
编者按：今天是华国锋诞辰100周年。我的挚友、中国当代史学者施滨海先生在因故去世前，留下来一部未及出版的书稿《历史转折中的华国锋》，李锐先生生前为此书作了序言。现把这篇序言转发在这里，作为对华国锋先生，对这本书的作者和序者，对今天这个日子的纪念。
我是一向主张要把党史搞清楚的，真实记录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真正能从中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但是，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并不令人满意。一方面，档案不公开，或者是有选择的公开；另一方面，对突破体制规范的研究，又人为设置“禁区”。其著述也无法在国内出版，而只能借助于境外出版机构得以面世，这就很不正常。
关于华国锋，过去我同他在工作中没有交集，也谈不上什么私人交往。1981年他就早早被迫下台，至于过程，知之不多。在胡耀邦下来以后，他同我的谈话中曾谈到华国锋的问题。耀邦告诉我，主要是邓小平，还有陈云都认为华是“造反派”“坐直升机上来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又搞“两个凡是”、搞“个人崇拜”。有关这次谈话，后来在我整理的《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中有记载，现在作者的这本书中也作了摘录，我就不再重复讲了。
有一件事对我是很有触动的，彭、黄、张、周在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整治，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领。1962年彭被允许回湖南调查研究，许多人是唯恐避之不及，华国锋却不同，不仅热情接待，请他吃饭，而且私下说了一句可能让自己大祸临头的话：“看来彭老总是对的”。这句话，1998年出版的《彭德怀年谱》里有记载。说明华国锋那个时候政治上是有他自己的判断的，说这样的话，那个年代是需要有勇气的，搞不好是会要付出政治代价甚至是生命代价的。
特别是后来他拍板除掉王、张、江、姚四个人，这个历史贡献怎么评价也不过分，但很长时间以来被轻描淡写地说成了“有功”。邓小平甚至讲这件事“没有他，也会有人推翻‘四人帮’的”，陈云也认为“这件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做”。凭心而论，说这样的话确实是有失公允。我知道，张爱萍对这些议论就很不以为然。他说：“说得这么轻松，应该做的事情？那他怎么不做？”我同张爱萍一直有往来，比较了解，他说的那是一句公道话！记得徐帅当时好像也表示过这样的意见，意思是没有华拍板，除掉这四个人，人家当道，首先要杀的就是邓呀、叶呀，其次才是我们。
邓、陈都是参与毛泽东时代高层政治角逐过来的人，特别是邓，他是得了毛整人手法真传的人，他们都是政治老手。比较而言，华国锋要务实一些，在党内也远不如他们有盘根交错的背景。毛多次称他是“老实人”，比较厚道，比较公道。邓要取华而代之，不在于华是不是要搞“两个凡是”，是不是要继续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导思想，坚持“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政治路线，事实上，从华的政治实践来看，也找不到这个答案。现在施滨海这本书讲的也比较清楚。问题关键在于，邓、陈这些人根本瞧不上华，同叶帅不一样，叶是诚心诚意要大家来辅助华成为党的名副其实接班人。耀邦同我讲过，他和赵（紫阳）也是不赞成动华的，但邓不干，陈也很积极。到了耀邦下台了，邓还揪住不放，问他（耀邦）对华国锋是不是还是原来的看法。可见，邓这个人对华一直耿耿于怀。
萧克同我的谈话现在传得很广了，就是邓小平在1989年以后对江泽民说的那句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这就是邓小平的政治逻辑。以后，邓、陈之间有矛盾，邓又让薄一波向陈云递话“党内只能有一个婆婆”。薄一波退下来后约我谈话时就说过这个意思。可见，邓这个人擅权。这样的话，他与华国锋根本不能合作，至于出来时讲“当助手”一类的话，说明邓是该低头时就低头的人。林彪事件后，他要出来工作，像“永不翻案”这样的话，他对毛就讲过，他是能屈能伸。不过，毛对他既有“人才难得”的赞许，但同样也是心存疑虑。否则，毛为什么要他来做一个对“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决议呢？
这个党是讲论资排辈的，毛之后，邓当然觉得在党内、在这个国中再也没有人可以压得住自己了。所以，他出来后就对华国锋讲“连个总理也不让我当”。这个话，后来耀邦同我说过。我是参加了1980年10月党内高层四千人会议的，邓不断打招呼，说“毛泽东的旗帜不能丢”，极力阻止对毛晚年的批评。邓这样做，他是为毛辩护，当然，也是在为自己辩护，更是为自己的历史辩护。道理很简单，因为毛干的坏事，邓大都参与了的。改正“右派”就碰到这个问题，邓为“反右”运动作辩护，认为错误在于扩大化。问题是扩大化了多少呢？55万人当中，54万多人被“改正”，这是扩大化能说的通的吗？
在讨论决议过程中，邓反复讲“毛的旗帜不能丢”，他还有过一句话：“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他认为“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其实，当初很多人是不赞成的，为什么毛的错误要有全党来承担？要有别的人来承担？最后，决议也没有完全吸取大家的意见。本来结束“文革”，应该有一个好一点的决议，不必如此匆忙。叶帅在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是这个意思。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应当在适当的时候，做出正式的总结。但邓等不及，因为这个决议里头要把华国锋写进去，也就是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华实际上实行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左”的思想政治路线，决议罗列了华国锋犯有多项错误，包括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拖延和阻挠老干部复出，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这样一来，也就为邓、陈他们“倒华”找到了合法性。
不过，时间将近三十年后，华国锋逝世，新华社播发的华的生平中，原有的主要错误一概未提，而是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理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很大成绩。”“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对于粉碎“四人帮”，也不再是仅仅说华国锋有功，而给予了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评价：“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后，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做出的重要贡献。”
这个转变是怎么来的，我不太清楚，但有一些新的评价总比沿用原来的说法要好，至少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是可以恢复它的本来面貌的。
现在，施滨海同志在这本书里，以大量的史实表明，在华国锋实际主政的两年多时间里，开放和改革，包括经济特区的设立，已经提上了日程并逐步启动。虽其始也简，但不是“徘徊中间前进”。胡耀邦用过“扭转乾坤”来形容这两年，我认为是符合事实的。
众所周知，明年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十周年，大家不要忘了三中全会和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是华国锋主持的。不难想象，没有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及时、主动承担责任，提倡畅所欲言，解放思想，并适时地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三中全会很难实现人事上调整并形成历史的转折，至少不会那么顺利。可以说，那时也是党内民主得到最为充分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而这与华国锋本人的民主作风有很大关系。我们总不能连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承认吧。
我已经是一个百岁老人了，在党八十余年，又有一些特殊的经历，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总是有这个资格，像华国锋这样对国家有过大功的人，我还是要说几句公道话。█
李锐 2017年11月22日
（责任编辑：吴伟）
